本來之前箐都在山上帶著留在山裡的人燒白陶的，不過最近白陶燒製的成功率大大提升，再燒都沒地方擺了。其他工匠也慢慢變成了熟手，這一塊不怎麼需要她天天監督。

山裡整天就是燒炭，挖泥挖煤或者打獵，沒什麼新鮮事可做，她待得都有點無聊了。

於是就著這次族人把風喜送上山後回程的機會，她也跟著一起下山。

下山不光可以教人織布，還能順便跟著寒枝學習怎麼打水井。

還是山下好玩啊。

箐坐在織布機前，手拿著梭子飛快的把緯紗在梭口中來回穿梭。

這活做的實在太熟，所以都不需要腦子思考，一邊做事，一邊還能分心回想下山以後聽說的新鮮事。

那個遊商真厲害，不光把她們做出來的白陶都買走，還給她們族裡增加了好多人。

箐已經見過那些在地裡開荒的人了。

雇工一個個瘦的皮包骨不說，身上連件齊整衣服都沒有。這次織布要先給雇工一人織一套秋衣。

一年四季，這些人每一季最少都得有兩套換洗衣服才行。

女媧氏的人要忙其他事，織布做衣的事情自然交給遊商手下的人來。箐今天的任務就是教會這些人怎麼使用織布機。

遊商也覺得這種織布機實在是好用，而寒枝已經把圖紙交給了她。

“讓你手底下的工匠趕緊熟悉一下這種織機的製作方法，織機一多，織布的效率提升，不光雇工們不愁衣服穿，還可以拿去外地和人交換。”

布就是錢。

紡織業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對女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若問夏國的封建王朝時期，女性地位最低的朝代是何時，答案無疑是明清，尤其清代中後期。

不光從法律、文化、經濟全方位係統性壓迫，還有從精英階層至底層的全民普遍性，以及纏足、守節、買賣的殘酷性，均達到了巔峰。

明時程朱理學被定為官方意識形態後，存天理、滅人欲的倫理思想被封建社會統治者加以強調並濫用，以期壓抑人性。

上行下效的後果就是女性需要嚴格遵守“三從四德”，即未嫁從父，既嫁從夫，夫死從子。

唐時女性可改嫁並參與外界社交活動，宋時理學雖然已經有了興起的苗頭，但南宋時期仍然是承認女性財產權的，改嫁也是很常見的事情，比如李清照的再婚就並未引起他人非議。

就連為文人士大夫所不齒的元朝，女性也是可以提出離婚的，不過漢人群體，尤其是受儒家教育的，對此並不以為然。

到了明清時期，彆說離婚，就是寡婦再嫁，也會被唾沫星子淹死。

律法不光明文禁止寡婦再嫁，宣揚從一而終和守節的思想，甚至專設貞節牌坊，用以“褒揚”守節人士。

清代的文人們花活則更多，女性像家畜一樣被圈養在後院不說，還發展出了畸形的纏足文化。

不管不顧的生育，隨之而來人口爆炸式的增長，勞動價值被貶低，人就如同一件普通的物品般不值錢，自然就隻能任人糟踐。

而就是在這樣一個女性普遍不被當人看的大環境中，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女性地位，卻並未受到很大的影響。

究其原因，就是因為紡織業的繁榮。

彼時江南地區的棉紡業，號稱“衣被天下”，意思就是天下每個人都能有衣服穿。

明代以後鬆江、蘇杭等地成為全國紡織業中心，而女性，恰恰是紡織業最主要的勞動力。

女性紡紗織布刺繡的手藝成為家庭中一項極其重要的收入來源，甚至機戶出資，機工出力的早期資本主義雇傭關係也已經在此時出現。

這也是後世人常議明清時期很有資本主義發展傾向說法的由來。

掌握了紡織技術後，在家庭經濟中就可以順理成章的擁有話語權，甚至可以獨立經營家庭，比如“織戶”中的女性，不光家庭地位比男性高，紡織技藝也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。

紡織業的繁榮，帶來了商業的發展，女性同時參加紡織業與商業，達成經濟獨立條件。同時影響了當地文化，更加注重社會實用主義，而非北方文人們風花雪月的吟上幾句酸詩，就能被誇一句大才的虛幻主義。

在周邊女性被迫因為各種原因縮在一方小小後院之中時，江南地區的普通家庭女性靠著一手精湛的紡織技藝，可以當家做主。而士大夫階層的精英家庭，則拋開所謂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的觀念，鼓勵女性學習詩文、書畫，故江南多才女。

寒枝還記得某段時間清代辮子戲十分流行，許多同事幻想自己可以穿越過去。

她那時候還認真給與同事建議，如果真的要穿越，記得祈禱不要穿到北方地區，那真是煉獄開局。

不幸穿到北方，也得想辦法偷偷往南方跑啊，北方，尤其儒家盛行的地方，真不是人，尤其是女人待的地方。

同事還笑她太認真了。

寒枝隻能哈哈笑兩聲，確實，這麼認真乾嘛，又不會真的穿。

五米長的麻布，箐隻用了一個上午就織好了。

遊商的製衣匠人們摸著那張布愛不釋手，“這麼寬不說，一個上午就織這麼多。”

效率更高，幅度更寬，均勻度也更好，甚至可以織出斜紋、提花，隻不過寒枝目前覺得織花紋不咋實用，所以暫時沒教而已。

匠人們呼啦啦全擠到箐旁邊，一臉激動看著她，“教教我們吧！”